欧宝电竞APP如果让我今天重新构思这部书，我大概会保留我原先从事物最初起源开始写起的想法，即从零开始，但书的大脉络还和此书一样。我要关心的仅仅是新材料，会坚持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中世纪，放在中世纪硕果累累的晚秋。

　　首先，我会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现在人们开始更好地了解它了：这就是直到17世纪晚期一直存在的对杀婴的宽容。杀婴不是大家赞同的行为，就如在罗马的展览会展出的那样。它是严重的罪行，要受到严厉惩罚。但它却被秘密实行，甚至可能相当普遍，采取的隐蔽手段是意外死亡：婴孩与父母同睡在一张床上，不小心被闷死了。人们不采取措施保护婴孩，也不去抢救。

　　弗兰德林在关于17世纪社会的研讨会上分析了这种隐蔽的行为（1972-1973年年会，发表在《17世纪》杂志上）。他指出，人们观察到18世纪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一现象不能简单用医学和卫生的原因来解释。当时的人不过就是停止了对他们不想要的婴孩任其死亡或催其死亡的行为而已。

　　同样在其中关于17世纪研究的一次年会上，P.奇（P.Gy）引用后特伦托时代宗教礼仪书中一些文本段落证实弗兰德林的解释。在礼仪书中，主教们以一种可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禁止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同床而寝，因为由此窒息而死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

　　借助自然的方法将一个无助的小生命消灭，没有人会公开承认，但也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它属于道德上中性的那种做法，受到教会和国家伦理信条的谴责，但却在秘密的状态下实行，施行者可谓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是有意的，却希望将它很快忘却，做起来还有点笨手笨脚。婴儿的生命在那时看起来有点像今天的胎儿，带有生命的模糊性，所不同的是杀婴是悄无声息的，而堕胎却大张旗鼓。这种区别仅仅属于社会默许和社会允许的不同。17世纪进入一个新时期，被国家去除了巫婆污名而得以昭雪的接生婆们担负起保护婴孩的责任，而家长们在改革者们的教导下，对死亡更为敏感，也越来越提防婴儿的死亡，不惜代价让他们的孩子活下来。

　　在自由堕胎方面，我们看到，方向正好相反。于是，社会从接受秘密杀婴过渡到对儿童生命越来越迫切的尊重。

　　我们保存着盖尼埃尔（Gaignières）藏品的清单，在其中坟墓人物造像中，儿童要晚至16世纪才出现。使人感到好奇的是，最早儿童并不出现在自己的坟墓上或他父母的坟墓上，而是出现在他们老师的墓碑上。在博洛尼亚（Bologne）教师墓地里，人们展现了教师在学生中间给他们上课的场面。从1378年起，亚眠主教、拉格朗吉(LaGrange)红衣主教在他的大教堂里一根“美丽的柱子”上呈现两位小公子的形象，一位10岁，一位7岁，主教是他们的辅导教师。

　　当时，只要小孩还活着，随后长大成人，或者过早地死去，人们都想不到要保留小孩的形象。第一种情况（儿童长大成人）下，童年仅仅是毫不重要的过往，在回忆中还没有腾出它固定的地盘；第二种情况，即儿童过早死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太早消失的小东西有值得记忆的价值：那个时候众多的孩子均面临着存活的严重问题！这种感觉当时非常强烈，甚至延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人们生育许多小孩只是为了确保能有少数几个存活下来。甚至在17世纪，有一位分娩者的邻居（一位代写诉状师傅之妻）来到她的床榻之侧，用琐碎的唠叨话安慰正在分娩的这位已经有5个“小淘气鬼”的母亲。她说：“在这些小淘气鬼能给你制造许多麻烦之前，他们就可能死了一半了，甚至全都死了。”真是奇怪的安慰！当人们认为婴孩非常有可能失去，就不会对婴孩有太大的牵挂。如此也可以对我们现代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一些话做出解释，比如蒙田(Montaigne)就说过：“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

　　莫里哀(Molière)在戏剧《没病找病》（Maladeimaginaire）的台词中提到小女孩路易松时，说过“这小女孩还不能算女儿”之类的话。正如蒙田所说，当时普遍的舆论“既不承认他们的灵魂在行动，也看不到他们成形的肉体”。塞维涅夫人毫不惊讶地转述了在科埃特冈（Coetquen）夫人得到她的小女儿死讯后昏厥过去时说过的相似的话，“她（科埃特冈夫人）非常悲伤，她说我再也不会有这么美丽的女孩了”。

　　和我们今天普遍的看法不同，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儿童已经具备了成年人的人格。他们死得太多。蒙田还说：“我所有的孩子都在婴儿阶段去世。”对儿童的冷漠是当时人口因素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穷乡僻壤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当时的范围里，它与基督教精神相吻合，根据基督教精神，受洗的孩子才得到尊重，被看作具有不朽的灵魂。曾经有报告指出，在巴斯克地区，人们很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习俗，他们将未受洗而死去的孩子埋在家中，埋在门口，或埋在花园里。也许这是一种古老的牺牲献祭礼仪的残余。也许人们并不在乎将夭折的孩子埋在何处，就如现今人们随便埋葬如猫狗之类的宠物那样？夭折的孩子是如此的小，还没有太多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不认为他在死后还会回来骚扰活着的人。在《克贝的画板》（TabulaCebetis）一书的卷首版画中，梅里安（Mérian）将小孩放在边缘区域，处在他们从中诞生的土地和尚未进入的生活之间，这两者以一道门廊为界，上面铭刻着：进入生活（Introitusadvitam）。难道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将结束童年作为生活的开端吗？这种由于孩童非常脆弱、死亡率非常高而带来的冷漠感，从深层次看，与古代罗马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对儿童的漠视非常接近。由此，我们理解了我们的儿童概念与人口革命或革命先兆之前的儿童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不应该对那种冷漠感到吃惊，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的人口条件下太自然不过了。我们反而应该感到惊奇的，是人口条件仍然不太有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儿童情感早熟现象。如果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或从客观条件上看，这种情感也许应该在更晚的时候才能出现。当时人们有点喜欢这些小东西的生动和温顺，觉得孩子非常可爱，以这些小孩滑稽和天真的语言和行动为乐——正如蒙田所说，我们成年人借这些“幼稚的傻里傻气”来“打发时间，就如逗猴一般”。对此，我们暂且放下不论，因为这种情感与对孩子基本人格的冷漠，即不把他们看作不朽灵魂的观念是吻合的。让儿童处在无名氏状态下的原因之一就是儿童微弱的存活率，但对儿童肖像的新爱好表明，儿童已经从无名氏的状态下走出。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人口仍然大量早逝的时代，人们已经有愿望要将关于儿童特征的回忆保留和定格下来，不论这位儿童将来是否会长大成人，还是会夭折。已故孩子的肖像特别能证明，当时已经普遍不再将儿童看作难以避免的生命废弃物。然而，这种精神状态并没有让另一种相反的态度销声匿迹，即蒙田、分娩者床边的唠叨话和莫里哀的那种态度：直到18世纪，两种态度共存。只有到18世纪，随着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和避孕方法的推广，儿童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才最后消失。

　　直到12世纪前后，中世纪的艺术还未涉及儿童，也没有表现他们的意愿。很难相信，儿童形象在艺术上缺失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笨拙和无能。我们宁愿认为，这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表现。一幅11世纪奥托风格（ottonienne）的细密画给我们留下了曲解儿童的深刻印象，当时的艺术家用我们的观感难以接受的方式曲解了儿童的身体。画的题材是《圣经》的场景，耶稣要求人们允许小孩到他身边去，拉丁文本是清楚的：parvuli（小孩）。然而，细密画家却在耶稣周围画了八个真正的成年人，没有任何儿童的特征：只在个子上画小了一点，身材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在一幅11世纪晚期法国的细密画上，被圣尼古拉复活的三个孩子也被处理成仅仅身材比成年人矮小，丝毫没有儿童的外形和特征。画家如果画儿童裸体（裸体暴露当时非常罕见），他会毫不犹豫地给儿童画上成年人的肌肉：例如，在莱登图书馆馆藏、圣路易用过的《圣经·诗篇》（成书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中，以实玛利刚出生就有成年人那样的胸腹。在13世纪，尽管人们有了更多想表现儿童的意愿，但依然遵循旧法。在圣路易的插图本《圣经》（BiblemoraliséedesaintLouis）中，孩子形象的呈现更频繁，但除了身材之外，仍然没有其他的特征。有幅插图是有关雅各的生活插曲：以撒坐着，周围有他的两位妻子，还有十五六个小人，他们的身材仅及大人腰部，这是以撒的儿子们。约伯由于他的信仰而得到补偿，他重新富裕了，书籍装饰画师为了表现约伯的财富，在他的左侧画牲口，在他的右侧画孩子，他又有了众多的孩子——多生多育与财富不可分离的传统画面。在《约伯书》的插图中，孩子依身材高低一字排开。

　　此外，在13世纪圣夏佩勒王家小教堂的《福音书》中，讲到耶稣将五饼二鱼化作许多饼和鱼让几千人吃饱的神迹，画上耶稣与门徒站在一位小人的两边，小人的个子仅及耶稣和门徒的腰部——当然这就是手持鱼的小孩。从罗马程式的世界到13世纪末，儿童没有自身的特点，只是身材缩小的成人。这种在艺术中拒绝接受儿童形象的做法其实在大部分古老文明中都能看到。撒丁岛有一尊公元前9世纪的青铜雕像，有点类似《哀悼基督》那样的造型：一位母亲手臂上抱着她的儿子，身材很高大。然而，他有可能是个孩子，目录单上这样标注：“小身材的男子有可能是孩子，因为根据其他民族在古代所采取的程式，孩子可能会表现为成年人。”事实上，以现实主义的风格表现儿童，或将儿童理想化，表现儿童的优雅，表现儿童的丰满，这一切似乎都和希腊艺术联系在一起。小爱神厄洛斯的形象在希腊化时代非常盛行。随着希腊化其他题材的消失，孩子的形象也在图像上消失了。罗马重新回到不展示儿童特征的传统，这是古希腊文明之前的古代的特点。这不仅是一种巧合。我们是从一个对儿童一无所知的表象世界出发的：文学史家（卡尔维阁下[MgrCalvé]）在谈到史诗时也指出，史诗中神童的行为具有武士那样的勇敢和力量。这无疑表明10和11世纪的成年人不及细想儿童的形象，儿童对于他们来说既引不起兴趣，也不是现实存在。这也可以认为，在当时活生生的真实生活中，而不仅仅在美术形象的转换上，儿童被看做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过渡时段，人们很快就丧失了对它的回忆。

　　这就是我们问题的起点。那么，由此出发，人们如何最后达到凡尔赛宫花园里出现众多顽皮孩童形象的地步呢？如何达到我们家庭相册中各个年龄段齐全的儿童照片那样的程度呢？

　　13世纪以前对儿童特点麻木不仁（除圣母圣婴之外）的现象不仅仅表现在绘画方面：在时尚方面，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自己特别的服饰。婴孩一旦离开襁褓，即褪去那些人们裹在他身上的布条以后，他的穿戴一如他那个社会等级的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我们现在的人想象不出儿童与成年人服装完全相同的情景，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在很长时间里穿着童式西装短裤，后来这身装束成了孩子长不大的一种外部特征，甚至让人觉得羞耻。我们这一代人大概要到初中二年级结束时才脱掉儿童穿的西装短裤，而且往往要给顽固的父母施加压力——我的父母亲总是劝说我要有耐心，还举例说，我的一位当将军的叔叔在进入巴黎多种工艺学院时还穿着童式西装短裤呢！然而，在今天，少年这一人生阶段分别向前和向后延长，运动装同时适合少年和童年，大有取代19和20世纪初儿童标志服装之势。总之，如果说1900-1920年这一时期将本该属于儿童特有的服装延续到青少年身上，那么在中世纪，人们的穿戴并无年龄区别，他们关心的仅仅是服饰的外观是否与社会等级相符。在服装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将儿童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我们想象不出当时有对儿童区别对待的态度。

　　然而，到了17世纪，儿童，至少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儿童，再也不穿成年人的服装。基本的事实就是：自此以后，儿童有了自己年龄特有的服装，可以将他们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我们只需看一下17世纪初众多的儿童绘画就可一目了然。

　　让我们欣赏一下馆藏兰斯博物馆的那幅腓力浦·香拜涅的美丽油画，画上聚集了哈贝尔(Habert)家族的7位孩子。最年长的10岁，最小的8个月。这幅画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可谓弥足珍贵，因为画中注明了每个孩子的精确年龄，甚至精确到月份。最年长的10岁孩子，已经穿戴得如小大人一般，裹着一件成人外套：外表上他属于成人世界。也许，这仅仅是外表。他应该还在上学，学校生活由此使儿童阶段得以延长，但是他在学校不会再待很久，应该会很快离开，汇入到成人社会中，他现在已经穿上了成人的服装，将在兵营中、在大学里或在商业中与成人共同生活。画面中的两位孪生兄弟年岁为4岁9个月，两人亲密地一手牵手，一手搭肩：他们不穿成年人衣服，而是穿一身长裙，这身长裙与女子的裙子不同，因为其前襟开口，由一排纽扣扣上，此外领子下还系以细饰带。这种长裙有点类似教士的长袍。同样的长裙还可在克贝（Cebes）的“人类生命图”中看到：在那幅画中，第一年龄段，人从虚无状态勉强脱颖而出，全身赤裸；接着的第二年龄段，人包裹在襁褓里；第三年龄段，应该是2岁左右，仍然还不能单独站立，但已经身穿长裙，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男孩。第四年龄段是一个骑木马的孩子，所穿的长裙就如我们在香拜涅画中所见哈贝尔家孪生兄弟穿着的那种，前襟开口，中间有一排纽扣，像教士的长袍。在整个17世纪，小男孩穿的就是这种长裙。人们还可以在路易十三孩子的画中看到它，同时也可以在众多法兰西、英格兰和荷兰的儿童肖像中发现它，甚至在18世纪初，我们还可以看到少年贝蒂西（Bethisy）那样的画像（西蒙·贝勒[SimonBelle]作于1710年）。在贝勒的那幅画像里，男孩的长裙前面不再有纽扣，但它与姑娘的裙子还是不同，不带服装配饰。

　　这种长裙，有的非常简单，就如“人类生命图”中那位骑木马男孩所穿；有的可以非常豪华，下摆是长长的拖裾，就如阿尔诺（Arnoult）的版画中少年安茹公爵的穿戴。

　　这种形如教士长袍的长裙并非孩子脱离襁褓之后的第一种服装。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拜涅为哈贝尔的孩子们所作的画。23个月的弗朗索瓦和8个月大的最小孩子，他们的穿戴确切地说与他们的姐姐一样，即如同小妇人：内有短裙，外有长裙，并配有围裙。这就是小男孩的服饰：人们保留了16世纪的习俗，小男孩穿戴如小女孩，而小女孩的穿戴就是成年女性的服饰。在女性方面，孩子与成年人的服饰一直不存在区别。伊拉斯谟在《基督徒婚姻》（Mariagechrétien）中给我们描绘了这种服饰，而1714年法文版的编辑者在翻译这段描写时，似乎并不困难，因为这样的服饰在他们的时代仍然流行：“人们给（孩子）添加上内衣、保暖的长筒袜、宽大的衬裙和束缚肩膀与髋部的外套，浑身上下铺陈了大量的布料和裙褶，人们让他们相信，整套行头会给他们带来极好的气质。”伊拉斯谟谴责这种当时还是新式的打扮，他倡导要解放青少年的身体，穿更轻便的衣服。但他的观点未能战胜当时的风尚。人们必须等到18世纪末，孩子们的服装才变得更为轻便、更为宽松，不再受拘束！鲁本斯有一幅画向我们显示了一位男孩仍然身穿近似伊拉斯谟所描绘的衣服：开口的长裙处可以见到里面的短裙。当孩子开始蹒跚学步时，人们抓住孩子背后的背带，那时候人们称之为“学步牵拉带”。艾罗阿尔的日记让我们能追随路易十三孩提时代的一天又一天，我们从中读到：1602年6月28日（路易十三9个月大）：“他的长裙上被装上了学步牵拉带，以教他走路。”就是这位路易十三不太喜欢他的姐姐穿了与他相似的衣服：“公主穿着和他一样的裙子来了，他出于妒忌将她赶走了。”当这些小男孩还穿着女式服装的时候，人们称他们还“系着围兜”（àlaBavette），这种状况要延续到四五岁。

　　在1600年左右，游戏的专属性只局限在幼童的范围里。超过三四岁，这种专属性就减弱甚至消失了。从那个年龄开始，儿童与成年人玩一样的游戏，有时是孩子与孩子玩，有时孩子与大人一起玩。我们可以通过丰富的绘画证据对此有所认识，因为从中世纪到18世纪，人们喜欢画游戏的场面——这也是娱乐在旧制度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风向标。我们已经看到，路易十三在生命的最初岁月在玩布娃娃的同时，还玩网球、玩槌球、玩曲棍球等这些今天我们看来应该属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游戏。在阿尔诺17世纪末的一幅版画上，孩子们正在击球：从他们肩后挂着的女孩子的假袖，我们相信那些人应该是富家子弟。对孩子们玩纸牌或其他有金钱输赢的赌博游戏，人们也不会有反感的情绪，只要这些孩子到了能玩的年龄。斯泰拉的一幅版画画的是一些裸体男孩在游戏，画面表露出对一位输掉游戏的孩子的同情。17世纪卡拉瓦乔画风的绘画经常画一些士兵在声名狼藉的酒馆中狂热赌博的场景：在一些老兵油子的身边，常常能看到年龄很小的男孩，大概在12岁上下，他们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塞巴斯蒂安·布尔东（S.Bourdon，1616-1671）有幅油画画了一群乞丐，他们围在两个孩子周围，看他们玩掷骰子。孩子赌钱和玩彩票尚未引起舆论反对，因为表现这些场面的绘画不仅涉及老兵油子和乞丐，也涉及勒南画的那些正人君子。

　　相反，成年人却玩我们今天认为应该是小孩子玩的游戏。有一件象牙雕呈现的是被称为“青蛙”的游戏：一位年轻人席地而坐，他试图捉住那些推搡他的男男女女。成书于15世纪末的《萨伏依之阿黛拉伊德时间书》（Lesheuresd‘AdélaidedeSavoie）里有一幅年历画，主要画的是游戏场面，是非骑士们的游戏（年历画最初表现的是各行各业劳动的场景，只有5月除外，那是保留给爱情题材的。游戏逐渐被引入年历画之中，并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其中有骑士们的游戏，如围猎，但也有民间游戏）。其中一种民间游戏叫“柴捆游戏”：有一玩家站在由成对男女组成的圆圈中央，玩弄着蜡烛，女子紧贴在她男伴的身后，紧紧抱住男伴的腰。这张年历画的另一个地方，村民们正在玩打雪仗，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孩子也有大人。在一张16世纪初的挂毯上，农民和乡绅一起玩“猜猜谁打了你”的游戏，乡绅们或多或少扮成牧羊人的模样。其中没有孩子。17世纪后半叶一些荷兰画也表现玩“猜猜谁打了你”的场面。其中有一幅画里还有若干孩子，但他们与各种年龄段的成年人混杂在一起：一位女子将头埋在自己的围裙里，两臂张开放在背后。路易十三和他母亲一起玩捉迷藏——。人们还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城堡“大小姐”(GrandeMademoiselle)的家中玩蒙眼捉迷藏。勒波特尔的一幅版画显示，农民也在玩蒙眼捉迷藏，而且全是成年人。

　　于是，我们理解了那段当代历史学家凡·通过绘画研究游戏而得到启发的评论：“至于大人们的消遣，也许真的不能这样说，他们的孩子气比起那些小孩的玩耍来要少一些。”当然喽，他们的游戏本身就是一样的！

　　我们现代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中，有一条规则最具强制性，也遵守得最好，这就是要求成年人在孩子面前避谈有关性的话题，不能有任何暗示，尤其是不能开这方面的玩笑。但古代社会对此观念则完全陌生。现代人读亨利四世的御医艾罗阿尔记载小路易十三生活点滴的日记，一定会对里面人们对待儿童的放肆、玩笑的粗俗、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下流举止且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的情形感到惊讶。要说明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完全不存在现代的儿童观念，没有其他的材料比这更具说服力了。

　　路易十三还不到一岁时：“当保姆用手指拨动他的时，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如此玩弄颇具诱惑力，小孩毫不迟疑地就自己学着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嘿，过来！然后他自己撩起衣服，让他看自己的。”

　　路易十三一岁时，艾罗阿尔记载道：“他非常开心，活泼可爱；他让别人吻他的。”他确信每个人对此都觉得很好玩。甚至人们看到他在两位来宾面前也玩这样的把戏时甚觉有趣，这两位来宾一位是博尼埃尔（Bonnières）先生，另一位是先生的女儿：“他对着先生大笑，撩起衣服，让他看自己的；而特别的是，面对他的女儿，他拿着，微微笑着，晃动着整个身体。”人们对孩子如此不断地重复一个让他觉得非常成功的动作感到很有趣。在“一位小小贵妇人”面前，“他撩起了他的裙子，让她看自己的，其狂热程度有点儿忘乎所以。他背躺在地上给她看。”

　　他一岁刚过，就与西班牙公主订婚。他的随从让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他理解起来一点儿也不难。那人问他“公主的亲爱的在哪里？他把手放在自己的上”。

　　在他三岁以前，对在开玩笑时触摸他的性器官，没有人讨厌和感到难堪：“侯爵夫人（韦尔讷伊夫人）经常将手伸入他的衣服里面；他被放在保姆的床上，保姆与他一起玩，将手伸入他的衣服里面。”“韦尔讷伊（Verneuil）夫人想和他闹着玩，摸着他的。他把夫人推开，嚷着：拿开，拿开，不要碰这里，走开。他再也不想让侯爵夫人碰他的，因为他的保姆已经教育过他，对他说：我的小主人，不要让任何人摸你的，也不能碰你的，人们会把你的割了。他记住了。”

　　“早上起床时，他不愿穿上内衣，说道：不内衣（艾罗阿尔喜欢如实记下孩子的切口、语音语调甚至病句），我先要把我里的奶给别人。人们向他伸出手来，他朝着他们就像真的将奶挤出那样，嘴里发出’噼噼‘……的声音，每个人都给到了，然后才让人们给他穿衣。”

　　下面是一则经典的玩笑：人们经常反复对他说，“我的小主子，您的没了”，“他回答道，嘿，不在这里吗，他兴高采烈地用手指把他的抬起来”。这类玩笑并不局限于仆人、没有头脑的年轻人、举止轻佻的夫人（如国王的情人）之间，他的母亲、王后本人也如此：“王后将手放在他的上，说道：’吾儿，我拿着你的小嘴了。‘”更为奇特的有这样一段文字：“他脱光了衣服，公主（他姐）也是如此，他们全身赤裸和国王一起在床上，他们接吻，叽哩哇啦地说着话，使国王感到非常高兴。国王问道：’吾儿，小公主的包包在哪里？‘他指了一下，说道：’爸爸，她的包包没有骨头。‘接着，那部位有点紧绷，他又嚷起来：这下有骨头了，它有时有骨头。”

　　人们还饶有兴致地看到他的最早勃起：“他八时醒来，叫来贝杜扎伊（Bethouzay）小姐，对她说：扎伊，我的成吊桥了，这样往上去了，这样放下来了。他用手将拨上拨下。”

　　介斯（Guise）夫人把他带到王后房间，指着王后的床对他说：“我的小主子，你就是在这里造出来的。”他回问：“和我妈妈？”

　　他站在蒙格拉夫人的两腿之间(蒙格拉夫人是他的家庭教师，一位身份高贵、受人尊敬的夫人，她对所有我们今天看来难以容忍的玩笑也没有表现出比艾罗阿尔更多的激动)。国王对他说：“那是蒙格拉夫人的儿子，这就是他生出来的地方。”他（路易十三）突然离开他站的地方，换到他母亲王后的两腿间站着了。

　　从五六岁开始，人们不再拿他的性器官开玩笑了：反而是他拿别人的性器官取乐。梅尔希埃（Mercier）小姐、他的贴身女仆之一，早上已经醒了，但仍赖在床上，女仆的床紧挨着他的床（他的仆人们，有的已婚，也和他同睡一个房间，即使有他在场，他们也不感到拘束）。“他和她闹着玩”，拨弄她的脚趾和大腿的上部，“他让他的保姆去拿鞭子来打女仆，请保姆执行……他的保姆问他：’我的小主子，你从梅尔希埃那里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道：’我看到了她的‘，样子冷冷的。’你还看到了什么？‘他又不动声色、不苟言笑地回答，他看到了她的。”又有一次，他“和梅尔希埃小姐一起玩，他把我（艾罗阿尔）叫过去，和我说，梅尔希埃的有这么大（他用两个拳头比划着），里面有水”。

　　从1608年起，这类玩笑消失了：他长成了一位小绅士（七岁是个关键的年龄），从那时开始，要让他懂得哪些行为和语言是不体面的。当人们告诉他，小孩是从哪里出生时，他开始如莫里哀戏剧《太太学堂》中女主角阿涅丝那样咬耳朵来作答。当他“拿出他的让小女孩旺特莱看”时，蒙格拉夫人呵斥了他。虽然在他早上醒来时，人们还继续将他放到他的女教师蒙格拉夫人床上，并让他睡在蒙格拉夫人和她丈夫中间，但艾罗阿尔已经对此感到愤怒，他在日记的外侧白边上加注：恬不知耻的印记（insignisimpudentia）。人们开始要求这十岁的孩子举止端庄，但对五岁的孩子却从来没有这种期待。教育差不多在七岁以后才开始。此外，这种姗姗来迟的对不体面行为的顾虑可能也与道德改革的起步有关，可以看做是17世纪宗教和道德更新的信号。当时似乎教育的价值要到接近成年年龄时才开始体现出来。路易十三在14岁左右时，似乎还一点也不懂事，因为当他14岁零两个月时，人们几乎是强行将他按在他妻子的床上。在婚礼以后，他“躺了一会儿，六时三刻在床上用了晚餐。格拉蒙（Gramont）先生和一些年轻贵族给他讲一些粗俗的故事安慰他。他要了拖鞋，穿上裙装，在八时到了王后的房间，被放倒在床上，躺在王后即他妻子的身边，母后在场。十时一刻，他在睡了一个小时左右后又回到王后房间，第二次行房。根据他所告诉我们的，他的阴……似乎都红了”。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的贵族和平民家庭，道德风气会截然不同：这种将儿童与成人性玩笑联系在一起并习以为常的做法属于共通的民风，没有遭到舆论的反对。在帕斯卡家族里，雅克林娜·帕斯卡（JacquelinePascal）在12岁时还写了有关王后怀孕的诗歌。

　　托马斯·普拉特在回忆自己16世纪末在蒙彼利埃学医的情景时报告说：“我认识一个男孩，他用巫术加害他父母的女仆（在女仆结婚之际，用男性长裤系住开裆的绳打三个结，希望以此造成她丈夫的性无能）。女仆求他解开绳结，解除对她丈夫的魔咒。他同意了。很快，她丈夫重新获得了力量，完全康复。”丹维尔神父（P.deDainville）是研究耶稣会士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学家，他也观察到：“对儿童的尊重在那时（16世纪）是完全被忽视的。人们可以在他们面前做任何事情：粗俗的言语、淫秽下流的动作和场景。所有这一切小孩都听得到，看得到。”

　　这种对儿童毫无保留的态度、这种将儿童与围绕着性主题而展开的玩笑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使我们吃惊：语言的放肆，甚至举止大胆，还有对性器官的触摸，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今精神分析医师是如何谈论这样的事！但精神分析医师如果分析那时的行为就可能出错。对性的态度，也许性问题本身，根据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它也因时代和人们心态的变化而变化。今天，由艾罗阿尔所描述的那种对性器官的触摸行为在我们看起来已经有点儿性变态，没有正常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样的动作。但在17世纪初，情形就不是这样。有一幅1511年巴尔顿·格里恩（BaldungGrien）的版画，画的是一位女圣徒的家庭。圣安娜的行为在我们看来特别怪异：她分开孩子的大腿，似乎要从中拿出性器，挠它的痒痒。如果将这场景看作是放荡和轻佻，也许就错了。

　　玩小孩性器官的做法属于流传很广的传统，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社会看到。在社会独自发展的同时，欧洲发生了科技革命，也经历了巨大的道德改造。道德改革首先是基督教的，然后是世俗性的，它在18世纪已经资产阶级化的社会，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建立了新的道德规范。社会却一直与之保持着距离，因此，我们可以在社会重新找到那些令我们感到陌生、但却不会让杰出的艾罗阿尔感到惊讶的痕迹。让我们从下面一段摘录中对此做出一点判断。这段摘录来自一部题为《盐雕》（laStatuedesel）的小说，作者阿尔贝尔·曼米（AlbertMemmi）是突尼斯的犹太人，他的小说提供了传统突尼斯社会和半西方化的年轻人心态的奇特证据。小说主人公叙述他在去往中学（在突尼斯）的有轨电车里看到的一幕。

　　我的前面，坐着一位和他儿子，儿子还很小，戴顶微型的小圆帽，两手捧着散沫花。我的左边为一位吉尔巴岛（djerbien）的食品杂货商，他去采购货物，大腿中间放着椭圆形的大篮子，耳背上夹一支铅笔。吉尔巴岛人受车厢里温馨气氛的感染，身体在座位上轻轻摇动着。他对着小孩笑了一下，小孩眉开眼笑，并向父亲看去。父亲带着感激的心情，仿佛受到了奉承，他消除小孩的疑虑，并向吉尔巴岛人投去微笑。

　　“哈哈”，另一位笑起来。他找到了与小孩谈话的话题。“把你的小鸡鸡卖给我，如何？”

　　“不！”小孩凶狠地回答道。显然，小孩熟悉这样的场面，肯定有人也向他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我（犹太孩子）自己就经历过。那时我就是当事人，有人也以此来挑衅我，我当时也怀有相同的感情，有点羞辱，有点，有点想反抗，有点想刨根问底的阴谋心。

　　孩子的眼中闪耀着光芒，这种眼光混合着男动初起的那种喜悦（这是现代人的感觉，是先进的作者曼米所赋予小孩的，因为他知道关于孩子性觉醒和早熟的最新研究；而以前的人认为尚未发育的儿童不知为何物）和反抗冒犯者的冲动。他朝父亲看了一眼，父亲微笑着。这样的游戏是允许的。（着重符是我加的。）我们旁边的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一传统场景。

　　“不？你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一个字？”吉尔巴岛人佯装愤怒地高叫着。最后又重复一遍：“就是不？”

　　“不！”小孩话音一落，那大人就向他扑过去，模样狰狞，突然伸出一只手就在他裤裆里乱摸。小孩用拳头自卫着，父亲大笑起来。吉尔巴岛人使劲地绻缩成一团，我们旁边的人都笑翻了。

　　这番20世纪的景象难道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改革以前的17世纪？我们要避免年代倒错，不要像塞维涅夫人作品的最后一位编辑者那样，把塞维涅夫人巴洛克式的过度母爱解释为。这是一种游戏，我们不应该将它夸大为：的特征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男人间讲荤段子时的那种低级趣味中。

　　这种半无辜的状况（在我们看来有点儿下流也好，纯自然也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5世纪以来，小孩撒尿的题材会如此受欢迎。这一题材在历书的插图和教堂的装饰画中都有它的地位。如在16世纪初《埃内西圣母历书》（LesHeuresdeNotre-DameditesdeHennessy）和《格里马尼日课经历书》（bréviaireGrimani)中，冬月的插图画的是大雪下的村庄。门是开着的，人们可以看到妇女正在纺线，男人在烤火，孩子站在门口对着外面的雪地撒尿，看得非常清楚。

　　有一幅佛兰德斯画家彼特兹(P.Pietersz)的绘画《耶稣示众》（EcceHommo）可能是为教堂而作，画面上观众群中有大量的儿童：一位母亲用上举的手将她的孩子高高地托过头顶，让他能看得真切。调皮的男孩爬上门廊。一个男孩在他母亲的支撑下，正在小便。当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他们自己法院的小教堂里参加弥撒时，他们的眼睛也可以开一点小差，看到同样的景象：这是一幅巨大的三折画屏，讲的是圣让巴斯蒂斯特的故事。中央主画屏上画的是“布道”。孩子与其他人群混杂在一起：一位妇女在喂奶，一个男孩爬在树上；另一边，一个孩子正撩起裙子，面对着法官们撒尿。

　　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有如此丰富、如此频繁出现的画面表现出现在群众场面中的儿童，还连带着一些不断重复的题材（孩子喂奶，孩子撒尿等），这就是特殊的和新颖的兴趣产生之征兆。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一时代，宗教绘画中，还有一个题材也经常出现，这就是行割礼。行割礼几乎被画得如外科手术图那样精确。但不应于此看到有一丝恶意。好像在16和17世纪，行割礼和童年圣母光临圣殿被人们看作是儿童们的节日：这是儿童在庄严的初领圣餐仪式之前仅有的一些宗教节日。在巴黎圣尼古拉教堂，人们可以看到一幅来自田园圣马丁修道院的17世纪初的油画。画面上一大圈孩子围着看行割礼，一些孩子陪伴着他们的父母，另一些孩子爬上柱子以看得更清楚。选择行割礼作为儿童的节日，难道不存在一些让我们感到陌生、感到惊讶的东西吗？感到惊讶的也许是我们，但绝不会是今天的，也不会是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欧洲人。

　　人们不仅毫无反感地让孩子掺和到一项有关性器官的手术之中——当然它具有宗教特性；而且还毫无恶感地在公开场合允许儿童做一些在他们进入发育期——即行将成为成年人——之际遭禁的动作：允许他们触摸性器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人们相信未发育的儿童对性行为浑然不知、漠不关心，因此，那些动作和这方面的暗示对他们不会产生后果，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失去了性方面的特殊意义，它们是中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观念，即与性行为有关的事物会毒害儿童无辜的心灵，即使将这些事物的晦涩含义除去，也不会；而事实上，或在公众的舆论中，人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儿童无辜心灵的真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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